7月下旬，我告别校园，迈入了鼓楼法院的大门。面对未知的一切，充满了好奇与憧憬，也不乏忐忑。很快，我被安排到了少家庭担任法官助理，同期的小伙伴们都投来了“复杂”的眼神。初到少家，法官就跟我说这是个有故事的庭室，每天都有新故事。我表面的平静根本抑制不住内心狂喜：我可来对地方了！有谁不喜欢吃瓜呢，有谁能拒绝做一只瓜田里上蹿下跳的“猹”呢？可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短短一个月，我就对“故事”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，从“听故事”的人变成了“故事里”的人。

8月初，我们庭接到了一起特殊的继承纠纷。原告是80多岁的卢奶奶，身患肺癌，生活拮据，虽育有三子，但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是聋哑人，唯一身体较为健全的二儿子对自己疏于照顾，平日里仅由两名身体残疾的儿子在身边照看。卢奶奶因无力承担癌症所需的医疗费和护理费，将二儿子告上了法院，要求分割已故丈夫的遗产，也就是保存在二儿子处的售房款。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为卢奶奶感到心酸，在晚年身患重病，生活窘迫，为医药费无奈起诉自己的儿子，心里该多无奈多失望啊。

但经过关联案件查询时，令我惊讶的是，几乎在同一时间卢奶奶的二儿子因同一事由提起了诉讼，而被告正是他的两个兄弟以及卢奶奶本人。这到底是怎样“一家子”，告来告去。我又在想两个聋哑人要怎么参加庭审呢，法官也不会手语呀，可能这次得用上“翻译人”的名牌了……

正当我沉浸在这一家的困局时，杨向涛庭长的话一下打断了我的思绪：“小周，申请个用车，我们下午去新河二村调解卢奶奶的案子。”“啥？我们上门调解？去社区开庭？”“对，两个当事人情况特殊，我们还是得去上个门，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，争取就地化解。”我懵懵懂懂，但疯狂点头。“啊？好的。”以前在学校经常会有模拟法庭，到法院来的一个月法院也陆续参加了不少庭审，但是去社区组织调解还真是头一回。说罢，我就看到庭长在那忙前忙后地打电话“摇人”，联络片警、社区的工作人员、网格员，邀请他们一起参加下午的调解。“……好的好的，你们对当事人的情况比较了解，你们能来就再好不过了，下午见！”

下午一点多钟，杨向涛庭长就带着调解员杨健华老师、书记员小朱姐姐和我，一起前往鼓楼区新河二村的社区的活动室，这里也就是今天的“法庭”，杨庭长邀请的民间“调解团”也都到了。卢奶奶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是由手语老师和亲友帮忙进行翻译，基本能够较为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卢奶奶在医院住院，二儿子在外地，他俩都没能来到现场，但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一起参加了谈话。

因为调解的场地没有桌子，全是小椅子，大家随意落座。在我还张罗着要怎么排座位时，这场调解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，没有法槌敲响的声音，也没有广播播放法庭纪律，一切似乎显得有点“简陋”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就像拉家常一样，这让我想起小区楼下阿姨摆的龙门阵。但神奇的是，偏偏这样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，能够让当事人都放松下来，畅所欲言，表达自己的诉求。杨庭长用他那不急不缓的语调，从症结点出发，一点点帮双方当事人理顺法律关系，详细释明赡养义务，尤其强调了遗产继承的问题先放一边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卢奶奶的治疗和照看问题。调解员杨老师觉得时机成熟，立刻接过话题，再从亲情角度出发，循循善诱，引导三个儿子各尽其能承担起赡养责任，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过得安宁幸福。经过社区民警、社区书记和网格员的分别谈心和进一步劝导，大家的态度更加明确起来：三个儿子愿意负担起老人的医疗费用，并承诺经常前往探望老人，陪伴母亲共抗病魔。

调解结束后，卢奶奶二儿子的代理人感慨道：“法官，其实我接到案子后也挺纠结的，没想到你们能这么贴心地上门做工作，起码老人家看病的燃眉之急解决了。其实吧，老二他也不是不想尽孝，只是之前每次去看老母亲，都因为长年累月的误会和积怨闹得不欢而散，缺的就是这样一个心平气和交流的机会啊！”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就在想，少家庭的工作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家长里短，鸡毛蒜皮，但这“故事”何尝不是当事人正在经历的百味人生呢？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但经过今天的调解，我想其实用老百姓听得懂、听得进的话把法理说透了，把道理讲清了，把心气捋顺了，法官一样可以断得好家务事。车子经过法院大门，一缕夕阳映照在院门口闪闪发光的23个大字——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我似乎有了更真切的体会……

（供稿：少家庭 周 翼）